2014年12月6-7日，由bt365投彩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现代中文学刊》协办的“重返‘儒法斗争’：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坊”在重庆大学高研院顺利举办。来自台湾交通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读书》编辑部和重庆大学等著名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重庆大学高研院党总支书记吴德垠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重庆大学高研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此次工作坊的召集人罗岗教授作了会议主旨说明，提出从当代思潮、古代历史和思想资源三方面从返1970年代的“儒法斗争”，重新分析、阐释“斗争”的意义和价值，以工作坊的形式介入当代问题的研究和讨。随后，来自台湾交通大学的刘纪蕙教授作了题为“儒法斗争与合理内核的转移：从儒法辩证到章太炎的法家史观”的开幕主旨演讲，演讲以章太炎法家史观为突破口，钩沉从晚清到1970年代的儒法斗争研究史，指出其合理内核的转移并非阶级或唯心/唯物的二元对立，而是创制与改制的辩证。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27篇，分六个专题进行了为期两天共六场的研讨：
第一场主题为“‘评法批儒’运动与古今政制”，由蔡翔教授主持，吕新雨教授和陈越副教授担任评议人。天津工业大学王行坤通过对中国古代政制中儒法之争的发掘，探索中国历史的内在矛盾以及现代中国革命在克服这一矛盾时所面对的“历史轮回”困境；江苏理工学院姚云帆从陈寅恪和唐长孺关于六朝“儒法斗争”的分歧中，探讨了“集团”与“阶级”视野之间的关联，并进而分析了中国古代治理与现代治理的关系；上海大学周展安以1970 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为中心，考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把握儒家和法家的知识传统，又如何尽可能地去唤起它们的政治潜能，从实践语境中重返历史现场；北京大学林秀则从《盐铁论》接受的角度，清理了1980年代话语转型与19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的关系，尤其是地方话语的选择和重构问题。
评议人吕新雨教授在点评中提到“儒法斗争”与当下保守主义兴起的关系以及怎样把“儒法斗争”放在“文革”中进行讨论，同时指出“文革”中“军队”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在国际关系背景下对“儒法斗争”的诠释。陈越副教授则从文化领导权以及意识形态交锋的角度评议了姚云帆的发言，并对林秀以《盐铁论》接受史的小角度切入会议宏大主题的做法表示了肯定。
第二场主题为“‘评法批儒’运动及其回响”，由陈越副教授主持，罗岗教授和王行坤博士担任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丁雄飞以重返“七十个年代”的方式再思“评法批儒”运动，指出重返“七十个年代”的主观移情和“客观”研究两种方式，将“评法批儒”作为时代症候阅读，并对“评法批儒”运动的五个阶段作了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闫作雷讨论了“评法批儒”运动作为“学术批判”的政治含义，从70年代政治辩论回溯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原因以及这场运动的缘起；苏州大学侯敏梳理了现代新儒家唐君毅七十年代初对“儒法斗争”运动的批导；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何刚论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晚年郭沫若与“评法批儒”的关系，指出被亵渎的学术与知识分子的坚守；美国布兰代斯大学王璞从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孔夫子vs.秦始皇”之辩中提及的郭沫若《十批判书》入手，通过讨论郭沫若对孔子和儒家的再想象和再阐释，展示了这种不断变动而又充满能动性的儒学观和中国革命的文化政治机制之间的复杂关联。
评议人王行坤博士从“九大”和“十大”报告分析以及“鞍钢宪法”的解读入手，评议了丁雄飞的发言，就闫作雷的发言指出可回到分配与生产的关系中对“儒法斗争”进行讨论。罗刚教授针对侯敏论文中“孔子诛少正卯”发表自己的观点，并提出引进“文化冷战”概念讨论海外新儒家的视野；同时对何刚发言中把郭沫若定义为知识分子提出疑义，指出结合历史政治脉络的重要性；针对王璞文章中涉及的“马克思进文庙”等诸多问题，罗岗教授则提出可在屈原研究和新民主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进行深入讨论的可能。
第三场主题为“古代思想史中的儒与法”，由李放春副教授主持，吕正惠教授和郭畑博士担任评议人。山西农业大学曾维术的论文重新阐发了道儒法的渊源，提出道家可并入儒家范畴，更像儒家学问三阶段中的第二阶段，或是儒家不得其时时所选择的隐退生活，而法家则是从道家脱胎，为道家的一种衰败形式；重庆大学刘书刚从《韩非子》出发分析了战国法家对于学士的批判与其自身的身份困境；陕西师范大学霍炬通过对读《封建论》前后文的梳理，发掘毛泽东晚年思想和儒法斗争史研究的理论特殊性与政治针对性；北京大学贾嘉则主要探讨了王安石在抑兼并的政策当中所表现出的法家思想，指出王安石变法触及到的中国古代政制的根本性困境，即国家政权对基层的有效控制问题。
评议人吕正惠教授结合刘书刚论文就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兴起发表了看法，指出士虽不能治国，但治国却也少不了士的辩证关系，同时对中国目前的吏治发表精彩见解。评议人郭畑则提出“儒法斗争”应聚焦于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封建与郡县的论争，同时对柳宗元写《封建论》的背景作了简单的介绍，并对用“儒墨斗争”来讨论古代思想提出商榷。
第四场主题为“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儒法斗争”，由吕新雨教授主持，霍炬副教授和王璞博士担任评议人。北京师范大学傅正提出要像阿尔都塞思考马基雅维利那样思考法家，发掘法家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指出法家思想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补充，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思考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重庆大学唐杰通过对柏拉图的“夷夏之辩”的分析，探讨了治理得好的城邦必然走向王治的原因；陕西师范大学陈越通过对葛兰西“传统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工具的思考和运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实地位及其与“民族－人民”的关系、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做深入讨论，将毛泽东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龃龉放入这一脉络之中，启发了对毛泽东晚年思考之得与失及其与中国革命中“传统知识分子”的双重的批判性理解；江西师范大学吴志峰则把毛泽东与马基雅维利并列在一起，分析了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阿尔都塞思想之间的相关性，同时也讨论了阿尔都塞对中国革命的思考。
评议人霍炬对陈越“传统知识分子”概念的引入以及吴志峰所述阿尔都塞对中国革命的思考表示了肯定；而王璞则在肯定傅正与唐杰论文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中获得了洞见的同时，也对从西方政治学视野切入“儒法斗争”的阐释表示一定程度的怀疑，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可能。
第五场主题为“政文体制与儒法变异”，由王璞博士主持，陈忠林教授和陈颀博士担任评议人。北京大学徐斌以家产制为线索，从礼法关系的视角检讨近现代中国家庭法的变迁逻辑，认为中国家庭法应当重提“以礼入法”与“儒家法律化”，在“神圣的家”所承载的文明传统中完成民族国家向文明国家的转变；重庆大学潘妮妮在国家能力视野下讨论了汉末曹魏的政治衰退乃是由于“宪”与“法”的分裂所导致的可持续性的衰落；华东师范大学蔡栋以《明夷待访录》为例，对儒法之间——亦即正当性与国家能力之间的矛盾与调和问题、现代社会如何继承儒法传统思想资源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孙佳山博士则从“刺秦”故事在当代叙事中的畸变与文化保守主义问题出发，提出困扰二十一世纪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历史文化挑战问题，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儒法斗争”的当代史意义提供了有力参照。
评议人陈忠林教授就潘妮妮、蔡栋发言中提到的法的正当性和国家能力的关系进行评议，指出古代中国的法只解决了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思想价值的问题。评议人陈颀就家庭婚姻继承法的问题从儒家法官的角度分析了徐斌论文中的“泸州二奶案”以及关于“奸生子”问题，并就孙佳山发言中“刺秦”故事的演变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疑惑。
第六场主题为“儒法关系与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由《读书》编辑部卫纯主持，刘纪蕙教授和张华博士担任评议人。北京大学袁鹏梳理了近代“扬秦”之说兴起的三个阶段，进而指出关于秦始皇的论说并不仅是针对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而是对其所代表的政治模式的判断；华东师范大学朱康通过对章太炎《独居记》、《明独》、《訄书》等文本的深入分析，指出了章太炎的“孤独”，认为在“孤独”所描绘的那个哲学家位置上和“孤独”所标示的思考状态里以及“孤独”所隐喻的那个政治主题中，章太炎与马基雅维利实现了迂回的相遇；北京大学孙尧天从学术史角度对法家在近代的复兴进行了讨论，着重分析了被晚近学者归结为“新法家”的章太炎如何实现儒、法之间的互动，以及在这种互动之中的复兴所借鉴的学术资源和这些资源在晚清形势下如何获得调动的问题；重庆大学王峰以《恽毓鼎澄斋日记》为例探讨晚清士人在亡国暗影里的儒学运思；北京大学的黄锐杰则以近代两次“封建”之变为中心，讨论了周秦之间的社会大转型以及在近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照下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评议人刘纪蕙教授肯定了袁鹏、朱康与孙尧天的研究，并就马基雅维利与章太炎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进一步的商榷意见，而评议人张华博士则从历史学角度就王峰、黄锐杰的发言进行了评议，并对史料的代表性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到社会史论战之间的复杂转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六场专题研讨后，吕正惠、蔡翔、刘纪蕙、吕新雨和罗岗五位教授进行了圆桌讨论，对此次会议进行小结并发表各自观点。
台湾清华大学的吕正惠教授以台湾学者的视野，指出当前大陆面临的三个基本矛盾，即：政府统治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割裂；知识分子不太赞成自己的文化传统；老百姓不关心政治，由此提出重建文化强国的希望。高研院学术委员蔡翔教授将视角聚焦到1970-1980年代，强调把“儒法斗争”作为“文本”，并与其它“文本”和“上下文”并置阅读，从毛泽东个人想法、“文革左派”作用、知识分子介入、群众思想四方面对“儒法斗争”进行深入解读，指出毛泽东由政党、国家重新集权到国家、人的重新改造的深刻思想及其转变，深刻地指出制度背后的德性问题的重要性。台湾交通大学的刘纪蕙教授在稳定政制、历史运动、组织内部自我批评、理论四方面辩证关系框架内从返“儒法斗争”，试图解开历史叙述对历史真实的束缚。华东师范大学的吕新雨教授从历次运动的“招魂仪式”，即对古代思想资源的召唤切入，由1970年代的“儒法斗争”联系到当下政治环境，追问国家的政治性何在，同此指出了列宁主义中“国家与革命”观念在此次会议研讨期间的缺席，以及社会主义背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的缺席，期待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重庆大学罗岗教授则指出打破儒法之间传统的价值与技术二元对立的解释结构，从具体历史实践中阐释二者的复杂关系及其正当性的方向，并进而从大国之难、大国之治、大国之民、大国之政四个方面重返“儒法斗争”在回应今天中国去向问题的必要性。
会议最后，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作了题为“‘德主刑辅：法治之魂’”的闭幕主旨演讲，从法学角度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必须坚持以法治来维护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以弘扬社会道德来保证法治的正常运用。
此次会议以工作坊的形式介入当代问题的讨论，文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各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以不同视野重返1970年代的“儒法斗争”，擦出了思想的火花，并为将此问题继续推向深入打下基础。
